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启动传入朝鲜半岛。这与两书在汉唐以来的空间传播畛域不断扩大，以及朝鲜半岛中文化水平不断发展密不可分。不外，此时两书的传播阶梯仍以官方赐予为主。而且，史料记录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本交流行径中，《史记》《汉书》频频羼杂在儒家经典、释教文籍、医卜杂书等书本的传播潮水中。

此时，执政鲜半岛的三国时期，社会繁荣行的是儒释谈三教。儒家文籍《五经》等早已传入朝鲜半岛，高句丽设太学，以教育子弟，而儒家伦理谈德也成为社会步履的准则，进而影响了干系礼节轨制。小林兽王二年（372年），秦苻坚遣使送佛经给高句丽。五年（375年），创建肖门寺与弗兰寺。玄门则在唐太宗时传入。盖苏文对高句丽矿藏王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这种情况跟着高句丽的对外战斗、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与百济、新罗。与儒释谈比拟，史学文籍的传播与罗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史料记录也比较缺少。本文以《高丽史》及高丽文东谈主文集为主要贵寓，探讨高丽时期罗致《史记》《汉书》的阐发偏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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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汉书》典故与儒家想想

高句丽时期，因宪德大王（810—826）之弟秀宗感疾，召集国医调治，国医称病在腹黑，需要服龙齿汤。因此，秀宗告假二十多天，不见来宾。禄真求见，遭到拒却。经过再三央求，终于获准。于是，禄真以梓东谈主为室为例，月旦了那时“徇私而灭公，为东谈主而择官”的近况，提倡恰是由于这种情况使东谈主“亦劳且病”。是以，条目“当官纯洁，莅事恪恭，杜货赂之门，远寄托之累，黜陟只以幽明，予夺不以爱憎”，唯一这么才会“刑政允穆，国度和平”，即即是“开孙弘之阁，置曹参之酒”，亦然不错作念到的。这里所引的公孙弘与曹参的典故，辩认见于《汉书·公孙弘传》与《史记·曹相国世家》。《公孙弘传》称“开东阁以延贤东谈主”，《曹相国世家》则以曹参昼夜饮醇酒的记录，形象地证明曹参“一遵萧何敛迹”的作念法。再如，唐将李世勣征高句丽。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迎战，对卢高正义对延寿说：“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零丁为帝，此命世之才”，昭着是援用秦和谐六国的干系史料。又如实兮，“性刚直，不可屈以非义”，遭到奸佞珍堤的诽语，被贬谪。有东谈主问他为什么不辩解，实兮以“屈原孤直，为楚摈黜。李斯尽忠，为秦极刑”的史实所答，并称这种事情自古有之，何须哀悼。

以上是《三国史记》中对于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君臣援用《史记》《汉书》的记录。在儒释谈盛行的配景下，对《史记》《汉书》的罗致与援用，频频有赖于文东谈主个东谈主的关爱，这种作念法稍显孑然。不外，从另一方面来说，禄真、高正义与实兮也唯一在老成干系《史记》《汉书》文本并交融文意的前提下，才智把相关史实诓骗地哀感顽艳。冒昧在那时中文化进程较高的高句丽文东谈主中，援用《史记》《汉书》典故，如同援用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东谈主之间较为广泛的事情。

新罗文东谈主崔致远在唐咸通九年（868）入唐，中庸四年（884年）离开。在《桂苑笔耕集》和《孤云集》中，就有多半援用和评论《史记》《汉书》的本体，如：

谨按《史记》释云：皇帝车驾所至，则东谈主臣为荣幸。赐东谈主爵有极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谓之幸也。

这一段翰墨，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原文“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集解》蔡邕曰：‘皇帝车驾所至，民臣以为荣幸，故曰幸。至见令长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帛越巾刀指导，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故因是谓之幸。’”崔致远所引本体昭着属于障碍援用，而且引文中将“民臣”“民爵”作“东谈主臣”“东谈主爵”，与现有诸本不同，或据唐代流行版块，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将“民”作“东谈主”。

崔致远在文章中援用《史记》《汉书》的地方有多处，但均不是径直援用，如又卷九“虽汉代诸侯，亦流恩于异姓”（护军郄公甫将军第三，即汉高祖封异姓王事），“张良正遇于汉恩，谏言绝迹；范蠡未除其越耻，讵欲逃名。”（前左省卫增常侍）卷十一“是故汉代微臣，有倾产助边之请”（告报诸谈征促纲运书。事见《史记·平淮书》《汉书·卜式传》），“昔汉朝匈奴叛党来附，景帝便欲与之封。周亚夫曰：“彼背其主而见赏，缘何责东谈主臣之节？”（浙西周宝司空书）卷十二“日磾载好意思于《汉书》。”（淮口镇李质）《孤云先生文集》卷三“意得《西汉书·留侯传》尻云：‘良所与上冷静言六合事甚众，非六合是以死活，故不着’，则行家时顺闲业绩，荦荦者星繁，非是以警后学亦不书，自许窥一斑于班史然”等。“时和而罢问喘牛。”（大嵩福寺碑铭并序，汉相丙吉事。）从以上翰墨看，崔致远关爱的《史记》《汉书》东谈主物有汉高祖、中文帝、范蠡、张良、周亚夫、金日磾、卜式、丙吉等。

崔致远入唐时唯一十二岁，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进士登第，而此时三史科早已践诺了半个多世纪。崔致远应该在这段时期的学习与支吾进士科教授时，对“三史”有较熟练的掌抓。《桂苑笔耕集》《孤云先生文集》是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四年间所作诗文汇编而成，天然其中援用《史记》《汉书》与原书文本有一定的互异，但正显现出崔致远对两书文本和史实能够比较准确地交融和诓骗。

二、经史并重，援古证今

高丽通过与宋朝的交流，赢得了多半汉籍，况且已刊刻《汉书》，徐兢称那时高丽“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又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而那时朝鲜半岛的古代史书，基本上莫得留传住来，金富轼撰《三国史记》，波趁早期历史的编纂时，也不得不利用中国史书。因此，高丽君臣岂论是出于仰慕中国历史和文化，照旧从实践需要起程，对中国经史文件是比较老成的。以至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序》中评论那时的高丽士医生，对于“秦汉历代之史”能够比较老成，对于高丽本国历史，则迷茫不知，这种情况“甚可叹也”。金富轼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景象是如实存在的。

高丽文东谈主青睐“秦汉历代之史”的原因，还与那时的科举轨制相关。高丽时期早期的科举教授本体包括诗、赋、颂、时务策等，“大抵其法颇用唐制”。而十一生纪之后，宋制对高丽时期科举的影响更为深入。唐代科举与宋代有着昭着的互异，对文东谈主的念书取舍产生了不同影响。有学者以为，从唐至宋，出现了唐代文东谈主喜《文选》，宋代文东谈主嗜《汉书》的区别。具体表当今，宋东谈主对于唐东谈主喜读《文选》，提倡了月旦，以苏轼的不雅点为例，以为《文选》代表了“王人梁翰墨哀陋”。唐东谈主喜《文选》与唐代科举重诗赋，重文华密不可分。而宋代科举则青睐策论，青睐文东谈主节气与品德的教育。与《史记》比拟，是以，宋东谈主嗜《汉书》，珍视儒学，鉴戒其中东谈主物的节气与品德。不外，在诏书、书信等实用文体中，唐宋文东谈主都非常青睐儒家经典与史书典故的诓骗。

高丽开国之初的诏书中，有许多典故援用自《史记》《汉书》。如太祖元年八月诏：“朕闻，昔汉高祖收项氏之乱后，令民保山泽者，各归田庐，减征赋之数，审户口之蹧跶。又周武王黜殷纣之虐，乃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给穷人者。”对此，诏书评论说，这些作念法是因为战乱之后，东谈主不乐其生的原因。下令免民三年租役，让流离四方者，追思田庐，与民休息。汉初与高丽开国之初的情况有些相似，都是战乱后需要社会安谧，归附出产。太祖十一年（929年），王建在给甄萱信中，但愿两边和谈，截至战斗，其中以“仗义尊周，谁似桓文之霸；乘间谋汉，唯看莽卓之奸”来比方此时两边所处的位置，王建早已赢得后唐的封爵，自以为尊周攘夷的王人桓公，而把甄萱比作窜汉的王莽、董卓之流，这种写法，除了显现仁义与悍戾的对比之外，更在于使我方的作念法符合《春秋》大义中的“尊尊”原则，从而使对方堕入表面间隙。在列举了多半高丽戎行顺服的事例后，默示“必期泜水营中，雪张耳万般之恨；乌江亭上，成汉王一捷之功。”以汉代张耳、刘邦临了成效的重要史实，证明我方取得到手是势必的，有“天之所助”，况且抬出了吴越王对王建老成战乱的条目，自夸正宗。太祖二十六年（943年）夏四月，王建亲授大匡朴述希《训要》，其中说“朕闻大舜耕历山，终受尧禅；高帝起沛泽，遂兴汉业”，以为他和谐三韩的经由，与舜受禅让，汉高祖起布衣一样，证明创业限难，但愿后世子孙以《训要》为龟鉴。太祖末年，王建引中文帝遗诏“六合万物之萌发，靡有不死。死者，天下之理，物之天然，奚可甚哀”，称我方“粉身碎骨，有何忧也”。景宗元年（976年）冬十月，加政丞金傅为尚父，制曰：“姬周启圣之初，先封吕望；刘汉兴王之始，首册萧何。”成宗九年（990年）十二月，以侄诵为开宁君，教曰：“周开麟趾之封，礼崇藩屏；汉叙犬牙之制，义笃宗支。”同月，出于对那时高丽书本缺失情况的酌量，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之诗书；汉帝应期，阐五常之载籍。”以“崇儒”为起点，征集四部文籍，藏于两京，是以有令诸生抄书史册的作念法。《高丽史》中所收的教、制等翰墨，其行文首句频频援用相关经义、史书，其中引《史记》《汉书》的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出现的前提是，那时教、制等的撰写者，对《史记》《汉书》的本体比较老成，能够稳当援用，同期《史记》《汉书》干系本体与教、制要抒发的真理之间，有精细的筹商，是以能够类比。这种作念法在以史为鉴的同期，还在于援古证今，把古代史实视作与经义具有雷同的劝服力。

这种作念法在高丽大臣的奏疏中也有干系事例。如睿宗年间（1106—1122），郑克永（1067—1127）上表以为，那时高丽社会的情形危险四伏，如同《汉书》中徐乐所说的“六合之患，在于土崩”，需要睿宗青睐历史教诲，延请大臣共协筹划对策。恭愍王元年，李穑上疏论御倭，文武统筹兼顾，称“唐虞三代，遐哉邈乎。且以两汉言之，高祖之与楚角也，有如萧何者，运筹而无汗马之功，此文也；有如韩信者，分兵而有攻战之劳，此武也。光武中兴之时，投戈讲艺，息马论谈，则其文武并用，经纬俱张，而为后世之不可及也。”对于高丽文东谈主而言，唐虞三代的史实并不如两汉更为翔实，《史记》《汉书》对汉初史实的全面记录，使得相关东谈主物的业绩充实且特色显然，具有好坏的影响力。

有一个记录不错证明高丽时大臣对于《史记》《汉书》的老成进程。显宗五年（1014年），上将军金训、崔质等作乱，形成“武臣用事，悍夫凶竖，并带文吏，羊头狗尾，布列台阁，政出多门，朝纲芜乱”的风物，时任和州防护使王可谈对日直金猛说：“王何不效汉高云梦之游乎？”即以汉高祖伪游云梦而斩韩信的史实，作为支吾办法。金猛把这个办法密奏给显宗，显宗给与并任王可谈为文书，授西京留守判官。第二年，显宗至西京，设席理财群臣，并趁便率兵擒击了金训、崔质偏激同党等。

刘勰在论“诏策”中说，策制诏敕“并本经典，以立项目”，是以，旁求博考是此类文件常用的套路。同期，这种作念法也符合经史之学经世致用的条目。儒家经典天然不必说，其自己就具有教训的性格与作用。而对于史书来说，以史为鉴只可说是了解历史，避免历史的教诲，更进一步条目是能够援古证今。那时高丽君臣在援用《史记》《汉书》文本本体，以史为鉴的同期，也能老成并交融干系史实，诓骗到教、制或者奏疏里，作为经典论据，增强巨擘性与劝服力，并能指导实践行径。

三、征诸东谈主事，将施有政

对于历史的援古证今，天然不限于寻找历史依据，鉴戒历史资历，还在于如杜佑在《通典》序中所说的“征诸东谈主事，将施有政”。

成宗九年（990年）七月，下教褒奖金审言（？—1018）所上封事二条，其中一条全引《说苑》六正六邪与《汉书》刺史六条。成宗命将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条，“于二京六官诸署局，及十二谈州县官厅堂壁，各写其文，出入省览，以备龟鉴。”德宗（1032—1034）初，崔冲再次建议书写揭示这两段翰墨。朝鲜仁祖二十三年（1645年），右议政李景奭将《周礼》荒政、《说苑》“六正六邪”、《汉书》“刺史六条”附于所上奏札。孝宗朝，执义沈之汉又书写这两段翰墨呈进。可见，在高丽与朝鲜两个时期，两段翰墨作为对官员谈德与步履的条目，不断被强调。如丁若镛（1762－1836）就以为“凡行台察物，唯汉刺史六条之问，最为牧民之良法。”

成宗十二年（993年）二月，置常平仓，“昉于汉唐”，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常平仓的运作容貌，参照《汉书·食货志》中提到的管仲相王人选拔的容貌，“以年丰歉，行粜籴，民多余，则敛之以轻，民不及，则散之以重”的原则，具体款式是“以令嫒准时价，金一两直布四十匹，则令嫒为布六十四万匹，折米十二万八千石。半之为米六万四千石，以五千石，委上京京市署粜籴，令大府寺、司宪台，共管出纳。余五万九千石，分西京及州郡仓一十五所，西京委分司司宪台、州郡仓，委其界官员管之，以济贫弱。”高丽通过与宋、辽、金、元、明几朝的交流，鉴戒和学习各朝的轨制与文化，但在某些方面，却像中国许多朝代一样，在轨制联想上参照古典，援用干系文件记录，作为表面基础。此次援用《汉书·食货志》亦然如斯。因为在此前两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朝也曾建造常平仓，更毋庸说之前的历朝，常平仓轨制一直存在。是以，高丽以《汉书·食货志》的记录作为常平仓轨制联想的范本，其经典真理真理要大于具体款式的参考价值。如忠宣王元年（1309年），置典农司，也声称效法汉常平仓。

仁宗即位时（1123年），因为外祖父李资谦执政廷的班次礼数问题，让大臣筹划办法。宝文阁学士郑克永、御史杂端崔濡，按照“皇帝有不臣者三”的原则，以为仁宗外祖父李资谦属于不臣者之一的“后之父母”，应该不称臣，不与百官一样在殿廷朝贺，应该径直“诣幕次拜，上答拜此后坐殿”。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东谈主的赞同。然则宝文阁待制金富轼却不这么以为，他举了汉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东汉不其侯伏完、东晋穆帝母褚太后、魏帝父燕王宇的故事，并按《仪礼》五服，以为仁宗的外祖父并不属于相当尊亲的东谈主。是以，李资谦应该上表称臣，在王庭行君臣礼，在宫闱则行家东谈主礼。仁宗开心了这种作念法。金富轼所依据的事例有两汉、东晋、曹魏等，但作为根蒂原则的，仍是汉高祖拜其父为太上皇的例子，并以为“以此论之，虽皇帝之父，若无尊号，则不可令东谈主主拜也”。

熙宗四年（1208年）十月，“改定昭穆位序，有所乖戾”，令大臣等据文籍与高丽礼法，张开筹划，一时众论纷纭。有东谈主就举了《汉书》“父昭，子穆，孙复为昭”与《公羊传》“父为昭，子为穆，孙从王父”的例子，证明昭穆的律例应该是固定的，唯一这么才稳当礼法。此前的靖宗二年（1036年）十二月，徐讷、黄周亮等也曾筹划过昭穆的问题，以与鼻祖新淡薄近来详情昭穆，这种作念法可能会造一些比较淡薄而亲尽的被毁庙。当今按照《汉书》与《公羊传》的提法，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恭讓王三年（1347年）三月，中郎将房士良上书，领先引《货殖列传》“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强调高丽那时的四民之中，以农最苦，工次之，而商东谈主则“游手成群，不蚕而衣帛，至贱而玉食，富倾公室，僭拟贵爵，诚理世之罪东谈主也”，应当将商东谈主蓄意的纱罗绫段绡子绵布等，施以官印，并证据其分量诅咒收税。如有逃税者，按律治罪。此次上书冒昧是针对高丽末年严重的社会问题。高丽末期，地皮兼并严重，大司宪赵浚等上书，称此时出现了“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私东谈主农庄，许多良东谈主农民沦为其奉陪。这么国度往时的租税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冒昧出于这种原因，只可通过向商东谈主纳税的容貌，增多国度的收入。

不外，在高丽时期，君臣援用《史记》《汉书》作为廷谈论证与典章制订的依据，这种情况并不是全都广泛的，只可说是相对于其他中国史书来说，比较隆起。与援用儒家经典比拟，援用《史记》《汉书》不仅有经典巨擘的真理真理，更有不错参考具体款式。以上所举的高丽君臣利用《史记》《汉书》的例子，其所引文本与原文收支比较多，多数情况下只可行为义引，甚而如刺史六条这么著名的文件，高丽所引的也并非今本《汉书·百官公卿表》注中的本体，而是引《文选》卷59《王人故安陆昭王碑文》注引《汉书音义》所列的六条。据《九朝律考》考据，这六条实为曹魏时贾逵任豫州刺史所定。金审言、沈之汉等引刺史六条时，明确说引自《汉书》，冒昧是受《文选》记录的影响，产生了无理的意志。

四、文章当须慕班马

《史记》《汉书》作为经典，在高丽君臣中影响芜俚。除了以上诏书奏疏中援用干系史实，以及廷谈论据与典章参考之外，在文学方面也对高丽文东谈主产生了影响。

应该说，《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很早就被古代学者所青睐。汉魏时期，司马迁因《史记》被当作文章家，并对《史记》文章叙述多有赞叹。唐代则出现了把《史记》当作“古文典范”的古文畅通。宋代则启动从文学创作及东谈主物描绘角度对《史记》进行评论和研究。明清时期，则提神在《史记》的文章结构、写稿艺术等方面。而历代对于《汉书》文学性的视察，则不如《史记》丰富，主要原因在于《汉书》叙事工简，体例严整。《史记》《汉书》作为史学名著，其文章格调也得到了历代文东谈主的看重与模仿，如论《史记》多以“文质”“雄奇”赞美，而对于《汉书》的评价，则是“博厚”“高简”“严整”，清代学者总结《史记》《汉书》的区别，以为《史记》“圆而神”，《汉书》“方以智”，被后世学者以为是精到之论。这是就《史记》《汉书》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的时期特色而言，而对高丽文东谈主的影响则不错具体到文章格调方面。

有学者以为，高丽时期早期，文东谈主专习四六骈俪文，中期逐渐珍视中文与唐诗，末期兼习宋文。如林椿在其《东行记》中记录我方在游历南国及溟原二州之后，以为“向之所历者，宜皆逊让屈伏，无敢与抗矣”，惊叹欢娱“奇胜绝物”“怳然若别造一生界”，以为《史记》的文章习气，与司马迁游历四方奇景有很大关系。

昔司马太史尝游会稽，窥禹穴，以穷六合之壮不雅，故气益奇伟，而其文颇疏荡而有兴奋之风。则大丈夫周游远览，挥斥八极，将以广其胸中秀气耳。余若枷锁于名检之内，则必弗成穷其奇，掺其异，以赏其雅志也，有以见天之厚余多矣。

林椿是郑仲夫武臣之乱后出现的“海左七贤”之一。林椿在乱中仅一东谈主避免，又不应科举，故其为文时常叹伤考场困厄的境遇。如他在与东谈主信中论及我方科举不中，以项羽“天一火我，非用兵之罪”作比，“求试于有司，凡二举而不中。后瓜葛依违，迁就于今，才三举而须鬓几白。又辄废以疾病，则彼漠漠者，固有使之然耳。此项羽所谓天一火我，非战之罪也。”又借《史记》《汉书》东谈主物业绩，证明“将以有为，必资心腹”的不雅点：

冯唐不遇于三世，空叹为郞。其或张子房贱为布衣，万户封侯足矣。金日磾出于降虏，七叶内侍盛哉。以李广猿臂善射也，困于数奇。虽韩愈虎跃高文也，犹以贬老。苟无相拯而相援，安免自衒以自媒。是以毛遂为平原而请行，譬以处囊之颖。冯驩与孟尝而求见，乃悲弹铗之歌。

在评论司马迁文风的同期，林椿以我方能感受司马迁的文风为荣幸，也未免为我方不第作一番解释。他以唐韩愈为文学典范，作品多关爱社会问题。韩愈是唐代古文畅通的代表东谈主物，为文仿先秦两汉，尤其青睐《史记》。其《张中丞传后叙》历来被认作韩文秉承《史记》的代表作品。不仅如斯，在李朝文东谈主中也有沟通的意志，如南公辙称“张中丞传后叙似子长”，蔡济恭以“昌黎文百世之师也。张中丞传后叙，尤奇壮悲惋，满是太史公亚匹。”故而，林椿对于《史记》文风的赏玩，除了读《史记》原文之外，也应该与韩愈文章相关。

李朝中期文东谈主申维翰在为《西河集》所作的跋中说：

不佞少读太史氏书，夫固以彼其才，荆棘罹殃，至欲述妄语而藏之言而无信，希觊夫不势必之境，其叙致胡伤而志胡迂也……先生视太史犹贤。

林椿的个东谈主遇到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故申维翰以司马迁与林椿作比。至于申维翰以林椿贤于司马迁，还在于《西河集》被发当前的神话颜色。申维翰在跋中叙述了《西河集》发现的经由，是1716年由云门寺僧印淡梦见一个羽士提示，在若耶溪旁松石间掘得一铜塔，内有铜盎，其中有《西河集》。由此，《西河集》便被赋予了灵性，成为天下万物、山川鬼神都护佑的神物，这天然比《史记》要高妙得多。

高丽末有安辅（1302—1357），史称其东谈主“性刚直方正，喜读《史记》《汉书》，为文章，去华取实，达费力矣。”安辅的业绩仅见于《高丽史》，附于《安轴传》，其文章著述并莫得保存下来，格调是否与《史记》《汉书》沟通，也就无从比较。不外，李穀（1298—1351）《稼亭集》中有《送安员之曝史南归》诗，首句称“文章当须慕班马，业绩亦可窥伊吕”，应该是对安辅文章格调的写真。

李仁老（1152—1220）在《破闲集》中记录了黄彬然向金莘尹学习《汉书》的佚事。

江夏黄彬然未第时，与两三友念书湍州绀岳寺。时金东阁莘尹名士也，醉发狂言，忤那时贵幸，徒步出城归绀岳，自云：“老兵将还乡，请投止。”彬然悯其老且困，许焉。竟日在床下无一言，偶取火筯画灰成字，势座皆指目：“这老夫颇解翰墨也。”诘朝，公之子蕴琦，已登第也，率苍头两三东谈主，负酒壶往寻及门。问于东谈主曰：“昨者家公出京都府抵此，今在否。”答曰：“但有一老兵来宿，安有金东阁耶？”蕴琦突入拜庭下，彬然伏地愧谢。公笑曰：“措大尔安得知范睢之已相秦耶?”相与登北峰，坐松下石，共饮极欢。命座客赋松风各一韵，‘阵一火玄猿啸，掀扬白鹤冲’，彬然，‘厌喧欹枕客，怕冷拾枯童’，宗昤，‘冷然姑射吸，飒尔楚台雄’，无名，‘鹤寒周折睡，僧定独如聋’，东阁也。是夕，剧饮而罢，彬然磕头愿受业，留数月，读《前汉书》毕方还。士林于今以为话柄。

金莘尹是高丽时期中期诗东谈主，官至左谏议医生等，其作品收入《东文选》。黄彬然，业绩不详。从以上业绩不错看出，金莘尹对于《史记》《汉书》应当比较老成，不错很稳当地诓骗《范雎传》的典故，况且家有藏书，不错证明学生读《汉书》。

五、成一家之史

朝鲜半岛早期史书如“留记”“古记”“列传”“别记”“乡传”“传说”等，大多是故事体或列传体的。新罗、高句丽时期出现了以儒家想想为指导，并参登第国史书重修的史书，这些史书带有很强的神话颜色。高丽时期，金富轼撰《三国史记》，徐居正称“富轼祖马史而编摩，所失者缀拾苴补”，评价并不很高。所谓缀拾苴补，即《笔苑杂记》卷2中所说“掇拾《通鉴》《三国志》南北《史》、隋唐《书》为列传表志”，似不波及《史记》《汉书》。不外，从前文所涉金富轼在仁宗外祖父李资谦问题上援用中国史书作答来看，他对《史记》《汉书》等书应当比较老成，在史书编纂与本体上，对两书有所参考。

高丽之前的修史文学多是纪年体或列传体，而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选拔了《史记》的纪传体。这种作念法除了金富轼本东谈主比较老成《史记》《汉书》，但愿鉴戒纪传体之外，还在于那时纪传体是中国历代正史的标准文学。在《三国史记》之前，高丽时期的史书大多佚而不传。故金富轼以为那时士医生“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这是就史书缺少，史实不解而言。另外，《三国史记》的编纂出于仁宗的授意，由金富轼撰进，属于官修史书。同期，金富轼还以为，《三国史记》的编纂，为“克成一家之史”。所谓“成一家之史”，与《史记》“成一家之言”并不沟通。司马迁的首创在于史书体例和历史叙述。《三国史记》天然沿用了纪传体，记录了前代史书所缺的干系史实，但更重要的是，从高丽国度层面酌量，需要编纂一部正史。这是金富轼“克成一家之史”的本意。

《三国史记》对《史记》《汉书》体例的模仿比较全面，如都有本纪、年表、志、列传，史料的安排也同于《史记》《汉书》。如本纪中对三国诸王的叙述，选拔纪年体；对三国年表的惩处同于《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所不同的是，加入了对应的中国王朝年号；志称为“杂志”，其本体安排则不同于《史记》《汉书》依时期为序，而是按典章轨制分类叙述；列传则有专传与合传；同“太史公曰”一样，《三国史记》也有以“论曰”发轫的史论。

《三国史记》中的史论有31篇，大多从春秋笔法与儒家伦理的角度评论三国历史，不外其中也有评论《史记》《汉书》史实的。如沾解尼师今（247—261）即位年七月，谒鼻祖庙，封父骨正为世神葛文王。对此，金富轼以为非礼，不可法，不符合《礼记》“为东谈主后者，为之子”的经义，并排举汉宣帝即位时，欲封我方的父母，被大臣规劝的史实。这段史论重心在于以汉宣帝史实来强调经义，也显现出金富轼对《史记》《汉书》干系文本的老成进程。

由于三国干系贵寓的缺少，金富轼在撰《三国史记》时，对于波及中国的记录，基本上以中国史书为基本贵寓。不外，《三国史记》参登第国史书的部分，有些本体并莫得保持原貌，而是经过了修改。李大龙先生在对比了《三国史记》与《汉书·王莽传》对高句丽早期历史的描绘之后以为，《三国史记》对王莽改王为侯、高句丽戎行被征调进军匈奴，严尤的奏言，高句丽侯驺被杀及传首京师等记录，都有翰墨改造或者挑升不详的问题存在。

高丽时期的另外一部史书《三国遗事》，在撰写经由中也参考了《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同期对于新罗、高句丽鼻祖降生的描绘，与《史记》中对商、周鼻祖降生的记录如出一辙。

六、理学影响下的高丽文东谈主史论

高丽辛禑十四年（1389年）初，辛禑兴师攻辽东，大将李成桂回军，废辛禑。典校副令尹绍宗通过郑地求见李成桂，献《霍光传》。李成桂令赵仁沃读而听之，仁沃极言复立王氏为高丽国王。

尹绍宗所献的《霍光传》，应当是单手本。因为《汉书》以霍光和金日磾同传，如果刊印本，一本最少一卷，且不啻有《霍光传》。而且，尹绍宗出于引起李成桂青睐的酌量，也不会莽撞找一本《霍光传》，应该讲究的书写一篇，作为谏书。其目确天然是想借用霍光废昌邑王立昭帝的史实，但愿李成桂作念霍光。因为那时也曾有大臣提议让李成桂作念高丽国王。

关联词，《汉书》以霍光和金日磾同传，有着明确的想想倾向。《汉书·叙传下》评论霍光“权定社稷，配忠阿衡”，这是深信的方面，但同期也有“怀禄耽宠，渐化不详，阴妻之逆，至子而一火”，而对金日磾的评价则全是深信，以为他“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载德，貤于子孙。”故此传的主要办法在于强调忠信。

尹绍宗曾任史官，后转为正言，即谏官。尹绍宗屡次上疏陈局面，在疏中时常援用宋儒的言论。如天位天民说，“天命之性本善无恶”，“天性之真得其养”，“纲常六合国度之大本”等，并但愿“凡宫东谈主内臣亦用程子经筵之奏”。恭让王时，欲读《贞不雅政要》，尹绍宗以为当讲《大学衍义》。《大学衍义》的本体均“援引经训，参证史事”（四库全书纲领），尹绍宗之弟会宗，上疏论辛禑嗣高丽王位，举汉王莽、曹操业绩，以为“作史者皆书曹丕之年以帝魏矣，独朱文公修《纲目》，黜曹丕之年，而特书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汉家之统”，证明尹氏兄弟罗致了宋儒偏激史学想想。

宋代史学存在理学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宋代庆积年间兴起的怀疑汉经师说，以己意说经相关。在这种习气之下，学者月旦汉儒的注疏、训诂，从头考辨先秦以来的文籍，进而鼓舞了宋代史学疑古的想潮。宋儒对于《左传》这部之前并不偏重于微言大义的史书，注重其“笔法”，使之变成宋儒心目中的“经世之大法”，并影响着史学义例的创立。《春秋》大义与正名想想，反应到宋代史学上，就表当今青睐儒家伦理与正宗不雅念。宋代史学的理学化经由，至朱熹为集大成者。宋儒对于史学的不雅点是，史学应当以明义理为第一要务，包括朱熹谈家数与浙东家数在主张“史以明义”这少许上有共通之处。这种史学关节不再餍足于以实录为主要指场地史书编纂容貌，转而追求历史景象中的“理”或者“谈”，并鼓舞了雅致义理、进行想辨的史论的发展。

高丽中后期，《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宋儒著述冉冉被高丽文东谈主所罗致，宋代史学轮廓史论、雅致义理的特色，也在高丽文东谈主偏激著述中启动出现。尹绍宗献《霍光传》，是想借史书中的微言大义，达到进谏的办法，这种容貌比起空论连篇的奏疏要有用得多。这一时期，高丽文东谈主的著述中也出现了一些史论，如李奎报（1168—1241）的《为晁错翻案论》《韩信传驳》《唐书杜甫传史臣赞议》《屈原不宜死论》《卫鞅传论》《秦始皇不焚周易论》，李王人贤(1287—1367)的《范增论》《伍员、苏不韦论》、李穀（1298—1351）《赵苞忠孝论》《后汉三贤赞》《吊党锢文》《杯羹说》，李詹（1345—1405）的《霍光论》等。这些史论以汉唐东谈主物为主，评价标准的基础天然是儒家伦理与谈德标准。如李奎报的《卫鞅传论》以为，按《史记》载卫鞅先遗书魏令郎卬，称两国不相攻，可相聚乐饮而罢，以安秦魏。但当宴饮时，卫鞅以伏甲灭魏军。这种作念法“非义”。战场上的兵不厌诈，如伺隙掳掠，左实右虚之类，皆属于霸术。而卫鞅的作念法，属于无信。最终得出“夫诈者，一时之利也。信者，久长之计也”的论断。再比如李穀的《杯羹说》。楚汉相争时，刘项搭救于广武，项羽将太公置于高俎，欲烹之。刘邦称与项羽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乃翁，幸分我一杯羹。”此为杯羹说的由来。李穀甚而因此怀疑历来对于刘邦“悯恤大度”的说法，以为刘邦仅酌量输赢，不顾及太公的抚慰，而且“杯羹说”出于东谈主子之口，与项羽杀义帝一样，同属挣扎礼义。或者有东谈主以为，刘邦为夺取六合，不会烧毁取胜的契机，更显现其大度。况且，刘邦也以为项羽不会加害太公。对此，李穀以为，项羽不杀太公，可能是无意情况。故刘邦天然最终成效了，但取六归并非以仁义，不然“汉谈之盛，何止几于成康乎”。以儒家伦理与谈德标准来评论干系东谈主物史实，避免功利，是高丽文东谈主史论的主要特色。因此，秦和谐六国，汉唐之治谈，在后世史学家看来，有重要的历史真理真理，但在高丽文东谈主看来，却是挣扎仁义，有“惭德于父子间”。

不仅是史论，这一时期高丽文汇注还出现了多半以中国史书为文学的咏史诗，长篇的如李承休《君王韵纪》，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再就是李穀、李王人贤、李詹等东谈主的文汇注，也出现了多半咏史诗。这些咏史诗许多径直以中国史书中东谈主物的名字为题，波及先秦、秦汉、唐代等稠密东谈主物。不仅如斯，高丽文东谈主在咏史诗中也抒发了对朱子史学的看重之情。如李穑的《咏史有感》：

公羊清映春秋传，司马豪留史记篇。笔削作经麟自出，考亭纲目日行天。

与《公羊传》《史记》《春秋》这些经典比拟，朱熹的《通鉴纲目》如同挂在天上的太阳，成为必不可少，不灭的标准。

郑梦周（1337—1392）被推为东方理学之祖。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年）郑梦周出使明朝，一谈所作诗文收在《圃隐集》卷一至二，其中《韩信墓》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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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子孱柔诸将雄，高皇无复念前功。楚王抱恨重泉下，千载石友只晦翁。

郑梦周以为，唯一朱熹才智了解韩信。由此可见，在评论历史东谈主物方面，高丽文东谈主对于朱熹偏激史学想想的看重进程。

而且，以上这些东谈主除了儒学与诗文之外，还参与过史书编纂，如李王人贤、李穀曾参与增修闵渍的《纪年纲目》，李詹曾以“史官近侍”。李王人贤不仅我方关爱史学，编纂史书，而且以《史记》、《汉书》证明学生。韩修（1333—1384）十余岁的时候，“以门荫再为真殿直别将，以故不永仕。筹划坟典，从益斋先生读左传、史、汉。”

以上是高丽时期及之前《史记》《汉书》执政鲜半岛罗致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与那时《史记》《汉书》版块的存在容貌相关。这一时期存在多个版块，包括宋元明三朝赐予的中国脉及高丽刊本等，可能会有一些时期更早的手本。由于莫得什物流传下来，而且文件中干系记录也较少，咱们对这些版块的细节并不了解。只可通过三国、高丽时期，干系东谈主物及著述对《史记》《汉书》的援用和评论，了解两书传播的大体情形与特色。

高丽时期天然也曾有了雕版印刷，并能印行大型书本。但以雕版印刷的书本，数目非常有限，并不赞成。高丽末期文东谈主郑谈传指出“所恨东方文籍少，念书无东谈主满十箱”，因此他建议“置书铺铸字”，使“凡经史子书诸家诗文，以至医方兵律，无不印出，俾有志于学者，皆得念书，以免失机之叹。”可见，高丽时期天然有《大藏经》这么大限制的书本，但其他经史子集诸书，仍比较稀见。故《史记》《汉书》版块也存在流布不广的实践情况，这一时期东谈主们对《史记》《汉书》的罗致并不是很芜俚，基本汇注于王室与中央仕宦，一般文东谈主与普通环球的干系事例则较为有数。

同期，从三国时期至高丽末期，经历了唐、五代、宋、元、明初等历史时期。工夫中国历代想想、史学、文学的发展变化，也一定进程上影响了朝鲜半岛。如在史学方面，汉唐史学长于著述，青睐以史为鉴、经世致用，而宋代史学除了这两点除外，在初期秉承中唐以来模仿《春秋》义例，在史书中寓挑剔笔削之意的作念法，又受到儒学发展变化和理学想想的影响，阐发出援经入史，以史学阐示义理的特色。相当是《通鉴》《纲目》等宋儒编撰史书的传入，对高丽末期文东谈主的史学不雅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史记》《汉书》在三国时期至高丽末期的罗致，也出现了从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向以史学阐示义理，青睐史论的振荡。高丽末期文东谈主也同宋儒一样，撰写了与《史记》《汉书》东谈主物相关的史论，以儒家伦理与谈德标准来评论东谈主物史实。同期，三国时期编纂的史书，基本上是以故事传说为主的列传体，高丽时期则出现了参考《史记》纪传体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而且，《三国史记》的编纂，最重要的真理真理在于，高丽时期有了我方国度的官修正史。在文学方面，三国时期文东谈主如崔致远等，受晚唐骈俪文风的影响，“殊不类古作家”，对于《史记》《汉书》的罗致酒色网最新网址，仅限于相关典故的援用。而高丽时期则出现了金富轼、李王人贤、林椿、安辅等东谈主对《史记》《汉书》文章格调的学习。这些阐发都为朝鲜时期所秉承与阐扬，并呈现出新的特色。（翟金明 左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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